谷歌CEO桑德尔·皮蔡:谷歌最大的威胁,正是来自于它的成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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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工智能到廉价智能手机,谷歌都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。但它的规模是否过大,发展速度是否过快?谷歌CEO少有地接受采访,现身说法。

桑德尔·皮蔡(Sundar Pichai)在印度东南部长大,年幼时常往医院跑,为母亲取验血结果。他要坐1小时20分钟的公交车,再在医院排上1小时的队,常常还会扑个空。

直到五年之后,皮蔡12岁时,家里才装上第一部转盘拨号电话。这是历史性的一刻。“只要花10分钟给医院打个电话,他们会告诉我:‘还没好,明天再来。’”皮蔡说。

“冰箱也是隔了很多年才用上,母亲的生活由此改变:她不用天天做饭,有更多时间陪我们了。

所以,对于科技的力量,我有切身的体会,至今仍有感触。对于加速科技进展,我有一种乐观与干劲,有一种道德责任感。

47岁的皮蔡高高瘦瘦,话音轻柔,印度和美国口音交织。他说话时深思熟虑,常常中途停顿,寻找合适的用词。

在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总部,皮蔡的办公室占据僻静的一隅,其中摆放着几件设计师家具,以及必不可少的跑步机办公桌——用它比喻皮蔡所需保持的节奏,真是再合适不过。

但皮蔡有一种让人卸下防备的平静气场,比起与科技界盛行的那种气概十足的天才CEO形象可谓天壤之别。皮蔡上任那会儿,有谷歌员工说了这样一句话:“混蛋们都走了。”

2015年,谷歌重组了旗下庞杂的业务,设立母公司Alphabet,作为太空探索、人类永生等实验性项目的大本营,将利润丰厚、令人艳羡的消费产品留给了谷歌。谷歌创始人拉里·佩奇(Larry Page)和谢尔盖·布林(Sergey Brin)投身Alphabet,皮蔡成为众望所归的谷歌CEO:凭借之前的Chrome浏览器和Android操作系统,皮蔡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。

不同于佩奇和布林,以及前任CEO埃里克·施密特,皮蔡是一个行事低调的领导者。

“我不太接受采访,”他说着,在名为“抱团”(Huddle)的会议室中坐下身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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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他是第二代CEO的完美人选吗?

显然,他的Gmail收件箱里东西不少。围绕谷歌的争议林林总总,连维基百科上都有了专门的条目,从避税、垄断到托管极端主义内容,以及聘雇中的性别歧视(这时,谷歌正面临一项涉及薪酬歧视的集体诉讼)

今年早些时候,皮蔡公布了谷歌一项重大的概念性调整,从“移动为先”转向“人工智能(AI)为先”。重点明确转向了机器学习、语音识别产品的开发——比如可响应口头请求播放音乐或控制照明的GoogleHome智能音箱——以及日益重要的视觉识别。

“在一个AI为先的世界中,互动变得愈加无缝、自然,”皮蔡解释说,“只要开口就可以和物体对话,我们还打造了GoogleLens,让计算机从你的视角看世界。”

皮蔡还提到了语言翻译服务,作为先进AI的一个强大例证:再过几年,高精度即时翻译就会实现,包括语音翻译和视觉翻译。

但问题也在这里变得棘手起来。

谷歌服务的很多进展——根据个人数据定制广告,根据用户位置呈现本地信息——都被视为侵犯隐私。

谷歌在这方面受到严密审视,特别是2013年以后——由于爱德华·斯诺登(Edward Snowden)的揭秘,美国国家安全局(NSA)和英国军情5处(MI5)通过科技公司访问私人信息的做法大白于天下。

随着AI投入使用,这些顾虑也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

2013年,谷歌收购英国AI公司DeepMind,旨在进一步发展AI技术;然而,创造可以思考、可以自主行动的机器,这涉及到众多有关安全和伦理的深刻问题。

皮蔡承认这些顾虑吗?

“我也知道,在硅谷,人们一心追逐科技变革的步伐,”他说,“这个步伐很难找准……有时候太赶了,以至于对普通人毫无意义。作为人类,我们真想如此迅速地变革吗?——不见得。”

另一个常被提起的顾虑,是谷歌看似不可抵挡的增长势头:一年前,谷歌揭晓了一项举措,旨在将服务普及到“下一个十亿”智能手机用户。该举措将目标对准印度,设计了若干工具,专门对付网络连接缓慢的手机,其中包括一个特制的YouTube版本。

这岂不是某种意义上的科技帝国主义——肆无忌惮地开进发展中国家?

对于这种说法,皮蔡早有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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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希望谷歌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,”他说,“但它也有必要成为一家本地公司……谷歌不仅仅是在打造产品与服务,也在构建一个基础平台。你能让一个国家的智能手机顺畅运转,就会同时促进那里的创业体系。两者是齐头并进的。”

他的志向是将Android成本压缩到最低,使30美元一部的智能手机成为可能;皮蔡曾说,突破50亿用户并不难,他有“明确的路径”可循。

“我们想将科技民主化,”他说,“一旦所有人都能访问计算机和互联网,搜索就能发挥同样的作用,不论你是诺贝尔奖得主,还是玩电脑的小孩。”

不论怎么衡量,皮蔡登上谷歌之巅的历程都令人叫绝。

他出生于印度金奈一个普通中产家庭,母亲是速记员,父亲是电气工程师,他和父母及弟弟住在一套两卧公寓内。家里没有轿车,有时,四个人会一起乘着家里的轻便摩托车出行。

萨拉特·库马尔·罗伊(Professor Sanat Kumar Roy)教授说,虽然有些害羞,但皮蔡总是很自信,而且志向笃定。皮蔡在克勒格布尔的印度理工学院读了四年的冶金工程,罗伊也教了他四年。“他有一种天才的潜力。”

1993年毕业后,皮蔡拿到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研究生的奖学金。每月收入只有3000卢比(合63美元)的父亲拿出相当于一年薪水的积蓄,为他买了前往旧金山的机票。

“飞机降落后,寄宿家庭(的女主人)来接我,一路上的景致都笼罩在棕色之中,”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“她纠正我说:‘加利福尼亚是金色的,不是棕色的!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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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德尔·皮蔡与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·佩奇(左)、印度总理莫迪和谷歌前任CEO埃里克·施密特。

他提到了最初接触计算机时体会到的文化冲击。

“我不懂互联网。变化太剧烈了一些。

我都有点迷失了。但我觉得硅谷是个特别的地方。

人们会因为我的想法而看重我,而不管我的身份和出身。

这是美国了不起的地方,但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:

初来乍到才一天,我的意见就得到了重视。”

从斯坦福毕业后,皮蔡进入麦肯锡(McKinsey)工作,拿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(MBA),进而于2004年加入谷歌。

有两个项目奠定了他在谷歌的声誉。如今无处不在的网络浏览器Chrome,当初是他的十人工程师团队的一项实验。他记得当初,他们第一次将一个原型运作起来,并觉得还挺不错。

但它面临不小的阻力:谁都不愿叫板微软强大的InternetExplorer。

“这里多数人都不希望我们做浏览器,所以有点偷偷摸摸的。我记得,Chrome运行起来以后,我把它拿给拉里和谢尔盖看,不过,就算到了那个时候,它还是受到很多质疑。”但皮蔡成功了:2008年,Chrome浏览器发布;如今,其市场占有率已达60%,而IE则退缩到了16%以下。

谷歌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如今拥有20亿用户,但它最早是一家小公司,2005年被谷歌收购。2013年,安卓创始人安迪·鲁宾(Andy Rubin)被皮蔡取而代之。皮蔡以他特有的圆滑态度解释说,当时,Android业务需要换一种模式。“要妥善运营并加以创新,你需要一个架构,使员工通力合作,而不是仰赖超级明星式的人才。”

但毫无疑问,皮蔡自己也是某种超级明星般的存在。

自上任CEO以来,他负责了七款产品,每款产品的用户都超过10亿:搜索、Youtube、Gmail、Chrome、地图、Android,以及出售应用、音乐、电影和书籍的GooglePlay商店。

要是一家企业的客户数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,就会面临独有的麻烦,即一系列错综复杂(有时还相互冲突)的地缘政治和社会问题。

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被炒作得火热的俄罗斯购买政治广告、影响美国大选一事,更是加剧了这一局势。

2017年,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滥用其在搜索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,决定对其罚款22亿英镑。欧盟委员会还希望推进相关计划,迫使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税款。

面对以上种种问题,皮蔡不顾谷歌的意愿,寻求协作性的解决方案。

谷歌几乎已成为“税收效率”(tax efficiency)商业实践的代名词,以至于2015年,一项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被冠以“谷歌税”的外号。

皮蔡字斟句酌地解释了谷歌在纳税问题上的立场——“至于纳税,我们只想力争更加合理的全球纳税结构。”他说。这难道是说,法律漏洞被堵上之后,谷歌或有可能、也应该缴纳更多税款?若是如此,他就跟施密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施密特曾说,他“自豪地拥护资本主义”,并坚持认为,谷歌只是利用了政府的优惠政策。皮蔡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:他援引《巴黎气候协定》的例子——至少在不久前,它仍是国际协作的典范。“人类很有必要设置更多的全球合作框架,用于解决问题。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能单方面改变发展步伐。”

英国首相特丽莎·梅在纽约面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,就科技公司在网络恐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,敦促它们担负起更多的责任,要求它们在极端内容发布两小时之内,及时将其撤下——两小时是内容发布后分享最活跃的窗口期。

像谷歌这样的一家公司,它在享受丰厚利润的同时,也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,那么,由它分担一部分责任,不也挺合理的吗?

“她是想着手解决一个重要问题,”皮蔡说,“我们也还有改进的余地。这些事涉及面广,十分难办。泛泛地讲,我们并无分歧。但实际操作中,我们要就很多重要事项达成一致。”

29017年6月份,谷歌就宣布在煽动性视频之前添加警示语,或是屏蔽指向煽动性视频的广告,并将增加人手和算法,用于内容审核,举报并移除最极端的视频。

要论意识形态,谷歌属于美国西海岸标志性的自由意志主义,所以,谷歌一方面要允许各方自由地表达观点,另一方面又不能助长恐怖主义,其中的平衡很难把握。

这也许解释了谷歌为何不公开探讨相关政策,而选择与其他科技公司合作。

最近,谷歌就与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合作了一项举措。将这些问题外包出去后,谷歌也许能略感轻松,毕竟,它并不想凸显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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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这个新世界。

皮蔡的话总是无可挑剔,但深思熟虑(在描述他时,同事们最常用的形容词)和闪烁其词只有一线之隔。

一直以来,谷歌都倾向于回避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议题。与此同时,它又成了业界各种奢靡之风的标志。

在旧金山,一大批科技公司都启用了奢华的员工接送班车,但反对“中产阶层化”(gentrification)的抗议浪潮却都将矛头指向了谷歌。

“谷歌这家公司变成了很多事物的象征,不论我们愿意与否,”皮蔡说。“我们订立的标准必须比其他人都高。我们要是犯错,代价会很高昂。”

2017年,一位名叫詹姆斯·达莫雷(James Damore)的工程师写了一份争议巨大的10页备忘录,反对旨在促进多元化的举措,宣称科技界缺乏女性是生物学差异所致,这激怒了谷歌以及整个业界的女性。他还宣称,持保守观点的谷歌员工必须低调做人,引得右翼媒体一片哗然。这一行为也导致这位工程师丢掉了谷歌的饭碗。即便如此,仍旧有舆论认为,皮蔡也应该被解职。

在很多批评者看来,解雇达莫雷触犯了言论自由,但在皮蔡眼中,这关系到工作环境。

“毋庸置疑,你享有言论自由这项重要权利,但你同样享有工作中不受骚扰和歧视的自由。在科技界,女性占比在20%左右。谁都没想藉此输出价值观。我们是想解决一个很大的难题。谷歌的确是最早发布多元化相关数据的公司。”

2017年4月份,美国劳工部指控谷歌“全公司上下,女性薪资存在系统性偏低的现象”。9月,一项集体诉讼指控谷歌存在薪资歧视,女员工被局限在低收入职位之中。“跟政府起冲突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”皮蔡坦言,“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,高层、高薪职位中没有足够多的女性。我们致力于做正确的事,一心解决阻碍女性发挥潜力的根本问题。对此,我相当重视。”

詹·菲茨帕特里克(Jen Fitzpatrick)于1999年进入谷歌实习,现已是谷歌产品与工程副总裁,自皮蔡于2004年加入谷歌以来,她便一直与其共事。和我在谷歌采访的所有人一样,她也表示,皮蔡的深思熟虑广受尊重。“桑德尔不怕做出艰难的抉择,”菲茨帕特里克说,“但在拍板之前,他一定会听取各方意见,不会独断专权。”

考虑到盛行硅谷的文化氛围,会不会有人认为,任命皮蔡是种冒险?

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、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和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·盖茨都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、不顾他人感受的形象。这些描述恰好为不良行为提供了借口,乃至鼓励。

2017年6月,科技界最负盛名的“不良少年”、Uber前任CEO特拉维斯·卡拉尼克(Travis Kalanick)就在丑闻发酵了数月之后,被踢出了自己参与创立的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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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德尔·皮蔡与妻子安贾莉

“我并不推崇那种一刀切的原型故事,”皮蔡说。他见过乔布斯,他觉得,乔布斯的积极面、他的热情和干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刻画。

“硅谷是有优秀领导者的。作为硅谷的开山鼻祖,休利特和帕卡德凭借一套强有力的价值观,创立了惠普,对员工和合作伙伴也都不薄。我从不觉得两者是相互抵触的。越是到了谷歌这样的规模,就越有必要好好合作。在管理理念上,我找的是有能力突破工作局限、与他人融洽协作的人,当然,这并不是否定他们个人的卓越工作能力。”

皮蔡自言对新闻上瘾,在家中,他每天早上都是一个蛋饼、一杯茶、一份纸质的《华尔街日报》。

在印度时——那里报纸贵但很普及——要等爷爷和爸爸看完后,才能轮到他,虽然他学会了先把板球新闻页要过来。现在,他与在大学中相识的妻子安贾莉(Anjali)、女儿卡薇雅(Kavya)和儿子基兰(Kiran)一起生活。对于大多数家庭上演的“屏幕时间”谈判,他也不陌生。他曾经限制孩子们使用屏幕的时间,但现在,他又变得不太确定。孩子们看书,我们都高兴,他说,但如果在Kindle上看,这算看书吗?如果他们观看的Youtube视频是教育性质的呢?

“在谷歌,很多很厉害的人都说,他们的高中时代是玩游戏度过的,”他说。“很多人就是因为游戏,走上了计算机科学这条路,所以我想,这一代孩子需要去直面这个新世界。上辈人总是不待见新技术。”他说,在莱特兄弟时代,曾有新闻评论一本正经地指出:自行车对年轻女性而言并不安全,因为她们可能骑车出逃。“孩子们也越来越善于应对视觉信息了。不过,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找到答案。我也受其困扰。”

在印度,皮蔡已经家喻户晓,走到哪儿都会被团团围住。他的历程是每个家庭的梦想:努力付出换来巨大的回报。

民心可用,野心大点的也许早就开始摩拳擦掌了。

但皮蔡呢?他会回到印度,进军政坛吗?他略显尴尬地调整了一下坐姿。“我没这个本事……但我的确想重返印度,作一些回馈。去印度时,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持,这让我受宠若惊。”

我问皮蔡,执掌谷歌是一种怎样的感受。

皮蔡停了下来,目光坚定地看着地板,继而将视线投向窗外。

他说,组建资源有限的小团队很有必要,哪怕是在一家员工6.6万人、市值6420亿美元的公司内部。“身为大公司,你时刻都在防范进入大公司的误区,因为你深知,规模小、灵活、拥有创业精神等等,这些都是优势。所有了不起的东西,几乎都始于一个小团队。”

他也清楚,谷歌最大的威胁或许正来自它的成功。

这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:到达巅峰以后,再次落后就成了你最担心的事情。“你总是想,在硅谷的某个车库里,有人也许正捣鼓更好的东西。”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造就”(ID:xingshu100),作者造就Talk的编辑们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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